世家大族對科舉這一“干部競聘”人事制度改革的攻訐從未止息，而“進士無行”（靠舞文弄墨進入公司管理層后卻并不擅長公司管理）的客觀劣勢也逐漸暴露，但大唐公司以“進士科”為代表的“干部競聘”制度卻始終屹立不倒。為何？

這一篇聚焦“科舉競聘”這一公司人事制度改革對大唐以及其后的公司格局的實質性作用和影響。

廢不掉的低效人才選拔法

帝國公司的“干部競聘”人事制度改革，初起時雖然科目五花八門，但經(jīng)過一番篩汰后，最終只剩下了“明經(jīng)”與“進士”兩大科———“明經(jīng)科”背靠的是職業(yè)經(jīng)理人集團的家學傳承，而“進士科”則依托于普通員工龐大的群眾基礎。

明經(jīng)科，考傳統(tǒng)政治范疇內的填空題及名詞解釋，是嫻熟傳統(tǒng)政治、穩(wěn)重有余而文采不足的士族子弟之最愛；而進士科主要考文學才華，因應試全無門檻，遂成為寒門庶族子弟的首選。

然而，帝國公司的領導干部崗位總是有限的，提拔干部究竟是更看重“院校”、“文憑”、“專業(yè)”（世家大族子弟具備和擅長的），還是更看重一考定終身的“競聘成績”（科舉考試的文學才華）？管理崗位上，到底該提拔嫻熟于帝國公司經(jīng)營實務的“明經(jīng)科”政治家們，還是成天奢談聒噪的“進士科”文學家們？

大唐一朝，對此問題始終爭論不休。在這場爭論中，支持“明經(jīng)科”者一直穩(wěn)占上風。政治精英瞧不起舞文弄墨的酸丁，這是早有歷史恩怨在焉的。

早在東漢靈帝時，為了對抗成天研究政治（經(jīng)學）、煽動負面輿論的太學生，掌權的公公們就曾使出釜底抽薪之計，成立了鴻都門學，收羅了一幫沒條件參與政治實習的寒門子弟，轉而研究文學藝術等和諧科目。為了特別惡心搗亂的太學生們，在公公們的關照下，鴻都門學畢業(yè)生的出仕待遇，均遠較太學生為優(yōu)厚———從那以后，學政治的和學文學的，就成了職場上的對手、學術上的冤家。

大唐公司不過是又重演了這一幕。

自打帝國公司的董事長推行“干部競聘”制后，世家子弟的出仕道路立刻變得狹窄起來：除了少數(shù)有資格拼爹，能夠憑借“祖蔭”入仕者外，大多數(shù)世家子弟只好選擇應考“明經(jīng)科”，

去擠“干部競聘”的獨木橋———本來這就夠讓世家大族不滿的了，偏生太宗之后又是個“新出門戶”的武則天當權，她不但繼續(xù)在政治上壓制世家大族，而且還動輒掄刀子殺人，顯而易見是沒有道理可講的了……

好不容易等到玄宗上臺，帝國公司又重歸穩(wěn)定，緩過氣來的世家大族立刻發(fā)動了反攻倒算。在玄宗天寶九年（公元750年）的敕文中，世家大族便借皇帝之口展開進攻：“文學政事，本自異科，求備一人，百中無一。況古來良宰，豈必文人？”給多為寒門子弟出身的進士科文學家們，兜頭潑了一盆涼水。

這才僅僅是開始。

唐代宗寶應二年（公元763年），帝國公司培訓部副經(jīng)理（禮部侍郎）楊綰提出，進士科“重文輕儒”，助長了青年干部苗子的浮華作風，實在要不得。建議將“干部競聘”改回“組織推薦”的老套路去。

這一提議立刻引起坊間輿論的熱議———可不是么？玄宗天寶年間文豪如云，唐詩仙、圣齊出，可還是“詞人材碩者眾，然將相屢非其人”，最后鬧出個“安史之亂”！足見“進士科”乃至整個“干部競聘”體制，壓根就選不出一流的經(jīng)營管理人才嘛！

楊綰本人雖為世家子弟，但卻是個堂堂的進士科出身，又正好是“干部競聘”項目的主要負責人，所以他的提議極有殺傷力，進士科差點因此被扼殺。

接下來，唐德宗貞元十二年（公元777年），駙馬爺王士平與其妻義陽公主鬧婚變，恰好有兩個進京報考進士科的寒士無聊，竟將其事譜寫成樂曲到處張揚。皇帝大怒之下，又差點廢掉進士科。

唐文宗開成元年（公元836年），世家出身的宰相鄭覃屢次請罷進士科，理由是“南北朝多用浮華，所以不治。士以才堪即用，何必文辭？”認為“此科率多輕薄，不必盡用”。而與鄭覃同黨的中唐名相李德裕，說得更妙：“然朝廷顯官，須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習舉業(yè)，自熟朝廷間事，臺閣儀范，班行準則，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級，固不能熟習也�！�

以上進士科的對頭們，確都抓住了此科選才的天然弱點———選拔標準與帝國公司“中心工作”缺乏直接關聯(lián)，文學天才未必便是經(jīng)營高手；寒門出身的文學之士不懂宦場規(guī)矩，常常應對失宜鬧笑話；窮孩子一步登天，又缺乏系統(tǒng)的政治教養(yǎng)，作風往往輕薄，等等。

然而，盡管被世家出身的職業(yè)經(jīng)理人們上綱上線地批，渾身被射得千瘡百孔，甚至被板上釘釘?shù)毓�認為“進士無行”，但以進士科為代表的“干部競聘”制度卻始終屹立不倒。

奇怪嗎？不奇怪。

因為，大唐公司這套“干部競聘”制，求才從來就不是首要目的———唐人中還真有明白這一點的，趙嘏詩中“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一語便道破了的科舉深意———不過他也只說出了一半。

帝國公司的平衡術與泄壓閥

科舉，或者說大唐公司版的“干部競聘”，究竟是什么？如果我們望文生義，簡單地以為這僅僅只是個人才選拔制度，那就必然走進死胡同。

對于帝國公司的董事長來說，既然職業(yè)經(jīng)理人苗子遍地皆是，那又何須繼續(xù)死守在世家這一棵樹下，受那等鳥氣？從一個無窮大的口袋里隨機抽取樣本，還仍然連連抽中他滿心不喜歡的崔、盧、鄭、李（趙郡），這樣的概率微乎其微。

當公司里的崔、盧、鄭、李連拉幫結伙搞“小俱樂部”的起碼人數(shù)都湊不齊之時，帝國公司的老板還有什么可擔憂的呢？

所以不管舊世家如何在他耳邊嘮叨，他是打死也不會再恢復以“九品中正”為代表的“組織推薦”干部選拔模式了———因為負責推薦的“組織”，代言的是世家大族的利益，造就的是職業(yè)經(jīng)理人的團伙，人事權壓根就不掌握在他這個老板手里嘛！

除了逐步平衡乃至最終取代世家政治之外，科舉還有另一個重大意義，那就是充當?shù)蹏�公司的泄壓閥———為世家政治時代全無參政議政權利的草根階層，打開一條合法上升的渠道（不管它有多么狹窄）。從此，即便是窮鄉(xiāng)僻壤的“田舍郎”，也有了一步登天參與帝國公司經(jīng)營管理的可能：只要他肯老老實實皓首窮經(jīng)，認真研讀官方指定的那幾本“公司組織基本原則及案例”到一定水準，就可以參加長安城的抽大獎活動———連曾國藩都說“場中莫論文”，李鴻章都當過復讀生，這科舉考試不是“抽大獎”是什么？不過它的中獎概率比之彩票又要高得多，高峰時每期都能抽出兩百來號人呢！抽中者固然皆大歡喜，即便抽不中者，也只能自怨學藝不精，而斷沒有歸咎于公司之理。

既然要充當草根階層的“泄壓閥”，那么“干部競聘”在考試設置上，就必須從眾、從簡。世家子弟靠家庭背景和政治實習而實現(xiàn)的“素質教育”，絕不是寒門子弟效仿得來的。有鑒于此，帝國公司便須為其另開一扇旁門，以便在公平的起跑線上考察參試者的智商、想象力以及政治抱負（當然還得兼顧改卷及評判的標準化、簡單化）———還有什么考法，能比出律詩、律賦及其直系子孫“八股文”這種極端格式化的試題，更貼近這一主旨的呢？

以從眾、從簡方式“競聘”出來的干部苗子，自然不盡符帝國公司經(jīng)營管理所需，然而他們具有較高的平均智商和學習能力，卻毋庸置疑。所以只需多費一道培養(yǎng)工序，這幫苗子大多還是可以造就的。

較之公司在維穩(wěn)上所獲的巨大收益，人事培訓上的一點點浪費又算個啥？想想看，若不是咸通年間那幾位主考實在沒眼光，數(shù)次漏錄一個名叫“黃巢”的山東考生，這大唐朝還得多活不少年不是？

大唐朝的歷屆董事長們，正是認清了“干部競聘”的深意，所以盡管對“進士無行”也很窩火，卻始終不敢遽廢科舉。而失去了壟斷政權技術基礎的世家大族，則在與寒門庶族的斗爭中，不斷衰敗。

魏晉以來，董事長命運為職業(yè)經(jīng)理人集團所操縱的悲劇，終于在大唐公司徹底終結，而“干部競聘”卻在此后一千余年中，成為帝國公司的“維穩(wěn)大法”———聰明才智之士盡收歸體制之內，剩下一幫不識字的老粗，還怕翻了天去？